《烈日灼心》于8月27日公映,导演曹保平接受时光网专访,谈他这些年与制度及资本的博弈心路,迎合市场,也未必不能保持体面,表达态度,也不是只能拧巴,这是曹保平的“自觉”与“选择”。

    今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曹保平执导的《烈日灼心》入围金爵奖,他跟邓超、段奕宏、郭涛三位男主角在红毯上,摆着种种Pose,为此起彼伏的镁光灯和呼喊声停留了许久。

    当晚,影片成了大赢家,曹保平获佳导演,三位男演员拿下影帝“三黄蛋”。曹保平在颁奖典礼上说自己的获奖感言,“电影总该说点儿什么,才能称之为电影。”

    为了“说点儿什么”,这位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与王小帅、娄烨、张元等第六代导演曾是同学的学院派导演,在这条路上磕磕绊绊,走了十多年。

    他的新片《烈日灼心》于8月27日全国公映,接受时光网专访时,曹保平照旧戴着他标志性的棒球帽,一边跟记者聊着从《光荣的愤怒》《李米的猜想》到如今创作的心路历程,一面还在审核并拍板身边工作人员第二天即将要全网发布的影片物料。

    制度和资本,是曹保平的老朋友,对于它们,他看得很清楚,“一个是森严而分明的界限,一个是赤裸裸的‘不要脸’”,与这两位朋友打交道多年,他也摸索出一套“第三种选择”的生存之道。

    坚持个人表达,遇上审查就是家常便饭,因为这种一路“碰撞”的缘分,曹保平这些年也见证着审查制度的变化和发展,带着镣铐跳舞,也已经心照不宣地成为他的一种职业“自觉”。

    与资本博弈,并不比与制度博弈更轻松。当市场成为更“严酷”的“审查”,曹保平也需要面对更多与资本的拉锯战。与他搞艺术的导演同学们不同,曹保平坚定他的商业路线,但内核也有挥之不去的对“质感”的需求。

    他强调类型,拥抱市场,关注营销到达率,同时也在可摸索的范围内,拓展着自己的个人表达——有锐度,但不需要多拧巴。

    与审查的四次交锋

    “我们的审查制度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烈日灼心》是导演曹保平与审查的第四次交锋

    今年7月,在《烈日灼心》西宁First电影节的放映场上,曹保平向媒体描述自己又一次面对审查的“过去时”经历。

    每一回接受采访,曹保平几乎都要被聊起这个话题,或许是因为他迄今为止拍了四部电影,每一部都跟审查“杠上了”。以至于到《烈日灼心》拍摄前,曹保平做的件事,就是给投资方打预防针——“我不知道审查过不过得了。”

    曹保平的担忧不无来由。2006年,他拍《光荣的愤怒》,痛击农村恶霸、官僚制度的社会沉疴,影片上映当然波折重重,曹保平回忆,收到的审查修改要求大约有数十条,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怎么能把党的基层干部写的那么猥琐?”

    他按照指示,改了几轮剧本,期间,连审查机关的官员也更迭了几轮。令曹保平感到有趣的是,以人为制的审查制度,常常也充满着变数和“奇迹”。因为一些机缘巧合,电影赶上了国家打击农村黑势力的活动,《光荣的愤怒》因其“政治正确”,终于拨云见日,在拍摄完之后的一年,上映了。

    2008年,曹保平拍商业片《李米的猜想》,故事里,周迅饰演的李米苦苦寻找着失踪4年的男友方文,终找到的结果是,方文改名换姓,多年一直在贩卖毒品。剧本送审阶段,又被审查部门叫停了,“怎么能写一个女孩爱上毒贩的故事?”

    2013年,他拍了部讲述青春成长的影片《狗13》,即将在《烈日灼心》后投入市场,影片内容审查上倒没碰上什么大碍,不过,审查部门要求他,片名不能用阿拉伯数字。

    这些往日里的磕磕绊绊,曹保平谈起来有些小心翼翼,在与记者某些可能会导向“危险”的对话里,曹保平也适时地戛然而止。或许,在经历了与审查的第四次交锋后,新片《烈日灼心》的上映,在他眼里,太不容易,他不想再出任何“幺蛾子”。

在很多人眼里,这个故事是个审查“黑名单”范畴内的故事

    《烈日灼心》改编自小说《太阳黑子》,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个属于审查“黑名单”范畴内的故事,涉及协警犯罪、同性恋情,甚至有注射死亡的直接描写,更巧的是,这个故事中,也有一个女孩爱上了“罪犯”。

    “我觉得,审查部门也在逐渐变得通人情。”曹保平想了想说。“我们谈过很多次,他们也能够理解,有些情节拿掉,会断裂了整个叙事链条,他们不会进行完全粗暴的删除。”

    终上映的《烈日灼心》,虽有些微叙事上的模糊,但曹保平依然觉得,在游戏规则之内,完成了自己表达的大化。他也对此进行总结,“审查也不是很教条,只要你不是故意使用这样的噱头来博眼球,而是你的情节关系必不可少的环节,他们会适当做出可以通融的修改办法。”

    妥协和退让,在曹保平这里,几乎已经成为一种职业“自觉”——“除非你去做独立电影,否则就需要在规则内,做尽可能做的事。”

    当然,早年的曹保平可比如今尖锐得多,那时候的他,对于审查常常“费解”,而如今坐在记者面前的他,更多时候是反问,“我费解有什么用?这个国家费解的事还少吗?”

    尽管已经如此“自觉”,《烈日灼心》在上映前还是“出岔子”了。演员高虎涉毒,导致影片一度无法上映。曹保平那时只能自我开解,“我这个电影时效性不强,放多少年看都不过时。”

曹保平觉得审查是一案一路,无规律可循

    话虽这么说,该做的照样得做。去找局里,得到的反馈是:“你现在违反政策,改到符合政策才能通过。”怎么符合政策?删戏,会对整部电影造成叙事损伤,换人拍?他也没想过。

    新的案例,带来新的迷障,在试错的过程里,学会心照不宣的规则,是中国导演已经谙熟于胸的生存方式。后曹保平和投资方决定,让高虎从《烈日灼心》里“消失”——影片对高虎做了一些面部处理技术,“这个戏里面没有高虎这个演员了,因为已经不是他的那张脸了。”

    曹保平松了口气,如今,他的注意力终于能够转移,开始进入《烈日灼心》8月27日上映前各种专访和路演的预热。

    至于那些看起来已经解决,但实际上依然暧昧不明的与制度交锋,曹保平拿下了他在专访中一直戴着的棒球帽,在腿上机械式地拍了三下,抬起头,“嗨,时好时坏,因时因事而异,没有太多规律可循。一案一路,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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