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今天(3月10日),查良镛生于浙江海宁。按周岁计,查先生今年九十高寿了。
 
  1955年,他以“金庸”为笔名,开始武侠小说创作,首部作品是《书剑恩仇录》。三年后的1958年,香港峨眉影片公司将他已经写成的《射雕英雄传》和《碧血剑》改编为系列电影。从此至今半个多世纪,“金庸”这个名字既意味着小说,也意味着电影和电视剧;既是文字和想象,也是影像和形象。无论大银幕还是小荧屏,金庸作品不断被重新演绎,成为两岸三地乃至海外华人心中,理解武侠精神和中国历史文化的故乡。
 
  两岸三地,在将金庸小说影像化的热情上,几乎达成了一致。但金庸作品也是最难改编的,几乎每个改编为影像的版本,都会引起观众们的激烈吐槽。人们愿意一遍遍地看金庸小说的各种改编版本,是为了看到新面孔,也是为了看到改编者怎么解决那些公共记忆和个人形象、个人表达之间的矛盾。这都像从前的人对“戏”的要求,看看新的演绎者,在经典性的镣铐下,那微弱的个人表达。
 
  在金庸90大寿的今天,我们来回顾下“金庸”其人与作品作为一个文化品牌,热度和影响为何能绵延至今,它是少有的能容得下来自不同时代、不同改编者的变化的流行作品。他能够占领视野,不但是因其符合某种期待和风向,也因其包容,容得下各种理解,也容得下扭曲、篡改、借光、跟风、仿制。因为,这些理解、扭曲、篡改、仿制,最终也会变成这种风格的一部分。

    所有的武侠剧,也莫不如此,金庸的作品和故事是我们的故乡,假拟出一个幽深美丽的过往。不变,不动,似乎已经进入了永恒,却也能包容新时代的参与和震荡。

    壹:为什么?金庸热潮为何半世纪不退?

    尤其是在内地,他的作品为什么会被视为不能贸然触碰的经典?

  金庸小说,依照“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副对子的总结,一共只有十四部,而被反复改编成影视剧的,其实不超过一半。就是这六七部小说,经过几十年传播,以及影视的热心改编,已经进入华人的公共记忆。
 

“射雕”中郭靖正直憨实的形象符合国人的理想定位

    三观正
 
  金庸小说能获得经典地位,因为在众多武侠小说(甚至也包括其他类型的通俗小说)里,它是最接近中国人对于“戏”的要求的:故事脍炙人口,桥段烂熟于心,人物性格鲜明、圆润饱满,而且“三观”很正——最后这点可能尤为重要,我们能在金庸作品里看到,故事往往用历史节点作为背景,主人公最终摆脱了家仇,迎向国恨,从孤愤少年,成长为豁朗的大侠。

    理想化
 
  金庸是正大的、圆润的、平和的,他甚至可以说是现实的,他最现实之处,不在于他书写的故事,而在于他表达了中国人的性格想象,完成了中国人对性格理想的寄托。他在小说里书写叛逆,自己却圆润贯通,他歌颂流浪,自己却平静地扎根,金庸小说拥有的是江湖之形、庙堂之神。

杨过等男主角的成长也表达了一种生命体验

    自我性

    同时,金庸小说完整地呈现了一个中国人的成长经验。在中国历史那种由不断改朝换代形成的死循环中,中国人的生命体验,也通过一个相似的结构不断循环,每个人的体验,都会在下一代人身上反复发生和反复加深:每个人都要经历觉悟——崛起——参与——幻灭——退隐,在“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之后,还多出一步——“见明灭”。尤其是他那些在时间人物上有连贯性的小说(《射雕》、《神雕》、《倚天》),更是将这种起伏参透、趋向虚无的过程描绘得淋漓尽致。
 
    近内地文化

    与其说金庸是进入内地,倒不如说,是回到了内地,因为,在八十年代之前,香港一直是作为上海的镜像存在,是海派文化的偏安地,金庸小说的格局气象,本就属于大陆文化而不是岛屿文化。八十年代,时机成熟了,他回来了,并迅速和内地读者及观众达成一致,内地观众的视角和喜好,从此决定了金庸武侠剧(乃至武侠剧)的风格取向,取景得在名山大川,光线得明亮,色彩得鲜艳,情节画面得和谐。那之后的武侠剧,都在贯彻“金庸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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